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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孙立平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2006年被《南风窗》评为“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”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现代化。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，研究的兴趣逐步转向中国社会结构变迁。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转型社会学。

　　7月15日上午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受邀主讲了“江门市民大讲坛”第二讲——当前中国社会问题与社会管理。

　　社会管理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好社会，这需要去完善制度和机制，其中基础制度尤为重要，这是孙立平此讲的一个大体脉络。

　　一如此前在媒体和博客上的大胆和犀利表达，孙立平在这次讲课中抛出的诸多观点和提法同样振聋发聩，诸如“社会管理不是社会管控”、“利益集团应受约束”、“维稳网格化是思路错误”、“贫富呈固化趋势”等。

　　文/图　江门日报记者　张茂盛

　　精彩观点

　　现在我们的社会管理是从政法口来主管，一提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管控，一提社会治安就是增加警力和摄像头，这对社会管理未必是好事。

　　当前各地对社会管理存在误解，是“为了管理而管理”，把“不出事”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；应当倡导树立“积极的社会管理”理念，以“建设好的社会”为目的。

　　现在的贫富不再是以前简单的你多一点我少一点，而是因为社会结构有固化的趋势，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，这就令社会的氛围和基本生态不一样了，变得死气沉沉起来。

　　对维稳实行“一把手负责制”、“一票否决制”，将维稳成绩跟当地主要领导乌纱帽挂钩，并不是充满智慧的做法，因为这相当于是给了地方领导一个模糊授权——只要把问题摆平就行，至于你咋做我不管，而这就导致一些地方政府想竭力要把事情压住，滥用权力、破坏法制。

　　不要再单讲维稳，一定要把维权拉进来，要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来促进和推动，这方面广东走在了前面。

　　社会管理积弊

　　把“不出事”当成社会管理目标

　　“现在中国越来越复杂，社会问题越来越多，需要提高治理水平。”一开讲，孙立平就提出社会管理的重要性。

　　他批评当前各地对社会管理的误解，称是“为了管理而管理”，把“不出事”作为社会管理的目标；他倡导树立“积极的社会管理”理念，以“建设好的社会”为目的。

　　孙立平说，现在我们的社会管理是从政法口来主管，一提社会管理就是社会管控，一提社会治安就是增加警力和摄像头，这对社会管理未必是好事。

　　孙立平说，社会管理应有更高的立意、更积极的态度和新的思路，也就是积极的社会管理理念，这个理念之下，“建设一个好社会”才是社会管理的目标。所谓一个好的社会，就是做到民生改善、公平正义和一个健康的社会肌体。

　　尤其是讲到社会肌体部分，孙立平形象地比喻说，社会就像是人的身体，最可怕的事情不是遭受外力打击，因为遭遇外力打击，其自身机能总体还是健康的，但要是自己细胞溃烂得了癌症，不用外力冲击，自己就衰弱下去，我们要避免社会肌体上出现大问题。他十分担忧地说：“社会最要命的，不是动荡，而是自己内部肌体出了问题。”孙立平几年前发表一篇关于社会溃败的博文，大概也是这个观点，引起了社会强烈共鸣，转载率多达数万，直到今天还在许多论坛成为讨论热点。

　　“有一系列事情需要去做，比如权力约束，比如放开言论，比如让老百姓参与反腐败。但遗憾的是，我们时常怕这些会影响稳定。”孙立平说。

　　他举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腐败案牵扯出多名省市干部为例说，不出事的时候灿若桃花，大家都好好的，一出事就是溃烂的伤口，一堆事被牵出来。

　　而佛山小悦悦事件也被他用来作为道德滑坡的佐证，“我相信那18名路人并非铁石心肠，当时肯定在内心有强烈挣扎，但权衡之后，他们选择了不救人，这可能就是社会风气氛围导致的”。

　　社会管理药方

　　营造有安全感有希望的社会生态

　　孙立平说，进行社会管理一定要搞清楚需要解决什么，因为社会发展到今天，社会矛盾有了新的内涵，社会管理也有新的特征。

　　他依然带着批评性质评价当前一些社会管理的做法，比如维稳。“我认为现在的维稳就存在农业种植里面的‘过密化’问题，一个很热门的提法是‘维稳网格化’，把各种信息都掌握起来，对维稳进行精耕细作。其实你思路不对，工作做得再细也没用。”

　　他提出，今天社会管理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应该是：调整利益关系、化解社会矛盾、重建社会基础秩序。

　　孙立平向大家分析了当今的贫富内涵特征，表示现在的贫富不再是以前简单的你多一点我少一点，而是因为社会结构有固化的趋势，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，这就令社会的氛围和基本生态不一样了，变得死气沉沉起来。

　　“上世纪80年代，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希望，到处都是改变命运的机遇；今天，在场超过45岁以上的人，你觉得你还有多大可能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？别说自己，下一代也可能固化起来了，这就是当今社会这么多‘二代现象’如此引人关注的原因。”孙立平说。

　　而这种固化利益格局之下，带着全新特征的社会问题就滋生出来。孙立平列举近年的群体性事件为例说，以前的群体性事件，至少有诸如环境污染、工资拖欠、贪污受贿等具体的利益伤害事件引发，但现在很多群体性事件纯粹是偶然导火索引发，比如广东的增城和沙溪发生的两件事，一个由孕妇摆摊与治安员冲突引起，一个是由两个小孩玩耍时引起，这就是日积月累定型下来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导致的，本地人与外地人、老板和打工者、富人和穷人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群体，二者相互不满，矛盾怨恨与日俱增。

　　“这种事件更可怕，因为具体利益伤害事件引发的还知道该解决什么具体问题，而这种事件涉及两类群体，咋办？”

　　孙立平开出的方子是：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，不是说消灭贫富阶层的差距，但至少要让不同阶层可以各得其所，不同群体都拥有一个过得去的位置。

　　“最现实的就是给人们提供生存机会。”孙立平指出。他以中国网购特征为例说：“中国消费总量占比并不高，但网购却畸形发达，深层次剖析，它其实就是由这个社会生态造成的，因为人们要开一个实体店不容易，各种负担很重。”

　　社会矛盾化解

　　不要单讲维稳一定要把维权也拉进来

　　至于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，孙立平认为必须做好“维权”和“维稳”这两件交织纠缠相互矛盾的事情。“不要再单讲维稳，一定要把维权拉进来，要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来促进和推动，这方面广东走在了前面”。

　　孙立平特别推崇用制度来应对和化解社会矛盾。他认为现在许多地方领导对社会矛盾表现得过于敏感、紧张，就是因为没有好的规则和制度所致，“首先要明确很多所谓的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社会里的正常现象，在国外也有。其次就是要有好的规则和制度，有之，则事情再多也不是事；没有，则没事也觉得有事”。

　　孙立平再以维稳为例说，对维稳实行“一把手负责制”、“一票否决制”，将维稳成绩跟当地主要领导乌纱帽挂钩，并不是充满智慧的做法，因为这相当于是给了地方领导一个模糊授权——只要把问题摆平就行，至于你咋做我不管，而这就导致一些地方政府想竭力要把事情压住，滥用权力、破坏法制。

　　讲坛上，孙立平重提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宣扬的一个观点：要把“渠”筑起来，知道水往哪里流，流到哪里会停下来，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和结果。

　　孙立平非常看重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包括腐败等在内的重大社会问题。

　　他倡导建立以下几套制度，比如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、可利于监督腐败事件发生；有效国民收入记录制度，可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使税后贫富差距缩小；规范票据管理制度，可预防胡乱报销；诚信记录制度，可令人们自我约束。

　　“这些基层制度搞好了，像维稳这样的表层制度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了。”孙立平说。

　　“我现在每看到一件暴力拆迁的新闻就心惊肉跳，因为现在每多做一件这样的事情，就会让我们将来在法治的路上又难一分。”孙立平说。他认为对依法治国的问题，必须有一个所谓的“切割”，就是从某一个时间点起，完全尊重法治行事，“只要政府有诚意，百姓有体谅，这种切割是有可能的，越往后拖，解决问题的难度就越大”。

　　孙立平说，不同的社会管理方式会管出不同的效果。比如房地产调控政策，现在房地产调控要么调不动，要么大起大落。因为总是靠临时性政策措施，不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关于未来的明确预期，某个时间段该不该出手置业？该不该出手卖掉？大家不清楚。

　　他还提供了一套自己的思路，认为当前中国房产空置率很高是主要问题，所以应该从这里入手解决，促进空置房释放到市场。比如出台明确政策：3年内免征二手房转置营业税；3年后不再免征；10年后开征房产税；20年后征遗产税等。

　　“当然我不是说鼓励征税，但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制度环境，可产生预期的环境，供大家去权衡。”孙立平说。